【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托卡馬克之冠】

瓦格納兵變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從一下午狂飆突進400多公里，如入無人之境，到一夜之間達成協議，偃旗息鼓。事態(tài)的迅速發(fā)展和形勢的急轉直下令人目不暇接，幾乎難以想象這是一天內發(fā)生的事情。

這次兵變令外界感到一頭霧水，畢竟瓦格納的老板普里戈任前一秒還氣勢洶洶地宣稱俄羅斯將會有一個新總統(tǒng)，后一秒就宣布已達成協議?？死锬妨謱m方面前一秒指責瓦格納兵變是叛國，后一秒俄總統(tǒng)辦公廳主任佩斯科夫宣布將撤銷對普里戈任的刑事立案。

【資料圖】

不過，26日塔斯社的一則消息，又反轉了佩斯科夫的說法；該社稱，據接近俄聯邦總檢察長辦公室的消息人士證實，針對普里戈任組織“武裝叛亂”的刑事調查仍在進行中。據俄新社6月27日報道，俄羅斯國防部表示“瓦格納”的重型軍事裝備轉移到俄羅斯武裝部隊現役部隊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

這次兵變某種意義上似乎被“壓縮”了。一場兵變應俱備的要素似乎都有，但開始和結束的實在太快，許多中國網友睡覺前最后聽到的消息是瓦格納兵鋒直逼莫斯科，想著第二天一早醒來看個大新聞，結果第二天早上已經結束了——這就完了？一場鬧??？這是很多人對此事的第一觀感。

其實以筆者個人的觀察而言，此次瓦格納兵變是一次西方社會文化背景下非常典型且老派的“向羅馬進軍”事件。中國社會對這種現象感到陌生，可能是文化差異造成的。

所謂“向羅馬進軍”是西方軍政統(tǒng)帥在歷史上常用的一種政治斗爭手法，與一般政變的不同之處在于，發(fā)起“向羅馬進軍”的軍頭往往并不尋求顛覆和破壞現行政治秩序，而是試圖通過軍事游行和武裝示威，迫使執(zhí)政當局接受自己的政治訴求，從而使自身在現行政治秩序中的利益最大化，實質是一種“以打促談”行為，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活出統(tǒng)戰(zhàn)價值。

“向羅馬進軍”在西方歷史上非常常見，比如凱撒跨越盧比孔河，率領自己的擁護者向羅馬進軍，其目的是為了壓倒龐培和元老院的反對意見，聲索自己的政治訴求；再比如西班牙國王卡爾五世派兵向羅馬進軍，逼迫時任教宗的克雷芒七世退出反對西班牙的政治同盟；拿破侖兩次向羅馬進軍以震懾法國國內的天主教徒，并征服意大利；墨索里尼向羅馬進軍以脅迫意大利國王任命自己為首相。這些都是歷史上的典型案例。

凱撒率領士兵跨過盧比孔河，向羅馬進軍

“向羅馬進軍”通常來說是在合規(guī)渠道已經無法滿足軍頭訴求的情況下，其通過手中軍權脅迫當局滿足自身要求的手段，因此這種行為具有規(guī)則外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軍頭在“向羅馬進軍”時往往并不尋求破壞現有政治秩序，反而還需要獲得來自現有政治秩序的認可和接納，需要現有政治秩序滿足其訴求，因此又具有體制內的一面。

這種規(guī)則外而體制內的兩面性，導致“向羅馬進軍”其實是一種政治豪賭。軍頭必須把握“造反”和“招安”之間的微妙平衡，既要通過迅速的軍事進展給執(zhí)政當局造成足夠大的心理震撼，為自己爭取足夠的談判籌碼，又不能用力過猛把武裝示威變成真的暴力叛亂，屬于走鋼絲式的高難度動作。

那么問題來了，瓦格納集團為什么不惜采取這種高難度的政治賭博，也非得聲索自身的政治權益呢？

答案分兩個層面，表面上看，這是瓦格納集團的主要骨干成員因2008年俄軍的謝爾久科夫軍改而與俄軍高層齟齬已久，雙方在諸如人事、補給、戰(zhàn)略、軍隊體制等問題上存在長期沖突，此次事件是雙方積累已久的矛盾的一次總爆發(fā)。

深層次而言，則是俄羅斯傳統(tǒng)的政治協商機制自沙俄解體以來遲遲得不到有效重建，內部不同派系和利益集團之間的溝通協調難題無法得到解決，日積月累的矛盾只能通過周期性爆發(fā)來釋放，本質是俄羅斯政治結構長期以來的功能失調問題。

以下具體來分析這兩個內外原因。

瓦格納集團的骨干力量主要由2008年俄軍謝爾久科夫軍改的裁撤人員組成，而當下俄軍高層幾乎都是那次軍改的既得利益者。雙方關系高度近似于，企業(yè)改制后下崗職工和企業(yè)老板之間的關系，要說針尖對麥芒都顯得輕了。關于瓦格納的起源、發(fā)展以及它在中非、敘利亞等海外戰(zhàn)場的所作所為，瓦格納與俄軍高層在軍改中的沖突，相關解讀和論述已汗牛充棟，在此不做贅述。

另一方面，瓦格納內部有不少從東烏克蘭招募的俄族民兵，這些人既有豐富的作戰(zhàn)經驗，又有充足的政治野心，他們對于在未來的俄羅斯政治版圖中，為自己代表的群體謀取一席之地的意圖是極為強烈的。這也頗符合俄羅斯歷史上“小俄羅斯”地區(qū)的人士掌舵“大俄羅斯”的歷史現象，例如出身第聶伯河的勃列日涅夫，曾擔任烏克蘭地區(qū)一把手的赫魯曉夫，他們都出任了蘇聯首腦，而這些東烏克蘭俄族民兵若是憑借軍功上位，極有可能對俄軍現有的權力結構和政治譜系造成沖擊，這勢必觸及俄軍高層的既得利益者。

瓦格納集團成員。圖片來源：社交媒體

真正的問題在于，瓦格納和俄軍的矛盾延續(xù)到了俄烏戰(zhàn)爭的戰(zhàn)場上。瓦格納雖然是雇傭兵企業(yè)，但在戰(zhàn)爭中其軍事行動高度依賴俄軍支持，比如彈藥補給、后勤保障、技術支援、信息配合，特別是彈藥和人員補充，對俄國防部的依賴非常嚴重。

瓦格納在戰(zhàn)場上經歷連番惡戰(zhàn)之后減員嚴重，再加上相當一部分人員的雇傭合同到期，只能退役；瓦格納要想維持戰(zhàn)力就必須補充兵力，而俄國防部則一直用各種借口拖延其兵力補給工作，同時在彈藥供應上也是對其能卡則卡、能限則限。

稍早前巴赫穆特戰(zhàn)役期間，普里戈任就在視頻直播中指名道姓怒斥俄國防部長紹伊古和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克扣瓦格納的彈藥供應，聲稱瓦格納實際獲得的彈藥只有申請量的不到30%。當時普里戈任表示，正是俄軍克扣彈藥，導致瓦格納在烏克蘭戰(zhàn)場上傷亡極其慘重，并由此對俄軍高層進行直接人身攻擊。

現在還很難說俄軍對瓦格納后勤供應和人員補充的克扣、拖延，究竟是有意要削弱其戰(zhàn)斗力，還是說只是雙方因軍改而爆發(fā)的傳統(tǒng)沖突的延續(xù)，亦或者這只是俄軍后勤保障工作一貫的低效無能所致，又或者甚至三者兼而有之。但就結果來看，隨著俄烏戰(zhàn)局的僵持，瓦格納與俄軍的矛盾一日勝似一日，普里戈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每天在社交媒體上以花式辱罵俄軍高層為己任。

實際上，自開戰(zhàn)以來，俄國內各大山頭間的口水戰(zhàn)就沒有一天停過。例如，在中文互聯網上頗為有名的斯特列科夫，他從開戰(zhàn)第一天起就沒有停止過抨擊俄軍的戰(zhàn)略失誤，但普里戈任對俄軍高層的人身攻擊烈度顯然要高出一個檔次。

這次“向羅馬進軍”事件，就是矛盾的總爆發(fā)。普里戈任在發(fā)動兵變后，與國防部副部長葉夫庫羅夫和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第一副局長阿列克謝耶夫會面時，直接要求俄軍把紹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移交給瓦格納處置，否則將封鎖俄南部軍區(qū)總部所在地羅斯托夫。這可以說是不加掩飾的的私人恩怨了。

至于深層原因，一戰(zhàn)后期沙俄解體，俄國歷經共和國、蘇聯、俄聯邦三個時期，但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內部溝通協商機制，這甚至可以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之一。

俄羅斯的基本政治架構實際上是一個君合國，這個概念對長期生活在大一統(tǒng)政體下的中國人來說比較陌生。所謂“君合國”，是指一堆相互獨立的主權實體，由于其君主恰好是同一個人，而基于這種關系合并為一個共同體“搭伙過日子”。

人類歷史上有不少政治實體是以君合國這種形式存在的，例如已經消亡的奧匈帝國，再如被伏爾泰評價為“既不神圣也非羅馬更不是帝國”的神圣羅馬帝國，或是鐵托一死就人亡政息的南斯拉夫，又或是現在依然存在的英聯邦，這些都是君合國這一特殊形式政治實體的典型例子。

俄國歷史上長期以來便是非常典型的君合國，這可以從俄國沙皇的頭銜看得出來，筆者在此羅列一下俄國沙皇冗長的頭銜，不喜歡的朋友可以忽略：

蒙上帝恩典而受封的全俄羅斯的皇帝；莫斯科、基輔、弗拉基米爾、諾夫哥羅德的沙皇和獨裁者；喀山沙皇，阿斯特拉罕沙皇，波蘭沙皇，西伯利亞沙皇，塔夫利達（克里米亞）和克森尼索（南克里米亞）沙皇，格魯吉亞沙皇；普斯科夫領主；斯摩棱斯克大公，立陶宛大公，利沃尼亞（西烏克蘭）大公，波多利亞（中烏克蘭）大公，芬蘭大公；愛沙尼亞親王，立窩尼亞親王，庫爾蘭和塞米加利亞（拉脫維亞）親王，薩莫吉提亞（東立陶宛）親王，比亞韋斯托克親王，卡累利阿親王，特維爾親王，尤格拉親王，彼爾姆親王，弗拉特卡親王，保加利亞以及其他領地的親王；下諾夫哥羅德、切爾尼戈夫、梁贊、波羅茨克、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爾、別洛熱爾斯克、烏多爾、奧勃多爾、康迪亞、維捷布斯克、姆斯季斯拉夫和所有北方地區(qū)的領主和大公；伊弗里亞（南格魯吉亞）、卡提里亞（東格魯吉亞）、卡巴爾達和亞美尼亞所有省份的領主和君主；切爾克斯人和山地高加索人的領主；土耳其斯坦領主；挪威王位繼承人，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斯托爾曼因、迪特馬申和奧爾登堡公爵，等等。

從上述一長串頭銜可以看出，歷史上的俄國實際上是一大堆主權實體的總和，這種特殊政治結構在運行過程中深刻塑造了俄國的社會形態(tài)，導致其政治文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協商傳統(tǒng)。

與西方國家常常將俄國視為專制國家的“一言堂”刻板印象大為不同，俄國其實有悠久的政治協商傳統(tǒng)。俄羅斯人特別喜歡開會議事，以至于這種方式被視為政治合法性的關鍵來源。

舉個例子，“蘇維埃”這個詞在俄語中實際上泛指一切代表會議，而非特指蘇聯時期的政治機構，一般是村社鄉(xiāng)鎮(zhèn)一類的基層社會自發(fā)組織起來的，集議事、立法、執(zhí)行、公示和民主選舉于一體的基層自治結構，長期存在于俄國歷史中。

君合國的一大特點是內部不同的主權實體和山頭派系間的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甚至相互矛盾，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內部關系破裂。比如，北美獨立戰(zhàn)爭其實就是一次典型的因為內部關系破裂而爆發(fā)的君合國內戰(zhàn)。

正是因為這一特質，導致看似專制的沙皇，在大多數時期的主要工作是“和稀泥”，其實際職能是為國內各大山頭派系和利益團體提供一個協商溝通的平臺，盡可能一碗水端平，并在各方糾紛爭執(zhí)不下的時候，以君主權力來做出決策并一錘定音。高水平的沙皇，實際上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的芭蕾舞者。

沙皇米哈伊爾·羅曼諾夫與俄國貴族。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一戰(zhàn)末期，沙俄崩潰，沙皇退位，也就意味著由沙皇承擔的協商平臺失靈，君合國內部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沖突的各大山頭失去了由沙皇和稀泥來掩蓋矛盾的辦法，這場三個雞蛋上跳舞的把戲再也玩不下去了，于是俄國開始了第一次解體進程。沙俄的解體直接促使一大批現代國家誕生，例如波蘭、芬蘭。

蘇聯的建立，可以視為布爾什維克通過聯盟這種特殊形式把這一解體進程暫時凍結了，并且通過黨組織內部的工作關系，承擔起本來由沙皇承擔的山頭派系間的協商職能。某種意義上，蘇共接手了沙皇的寶座，君合國又再度運轉了起來。

從蘇聯的制度設計就可以看出來，蘇聯的最高行政機構叫蘇聯部長會議（翻譯成俄語實際上是部長蘇維埃的意思），該機構其實是以政府部門形式存在的、各大山頭派系派出自己代表進行政治協商的地方。

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這位天真的蘇聯領導人在遇到體制僵化、工作無法開展、改革無法推進的窘境時，不想辦法去改造和潤滑這套協商機制，反而認為只要繞過這套機制，直接把最高權力交給社會，一切就都能解決了。

結果可想而知，蘇共承擔的溝通協商職能被架空，各大山頭派系的利益關系再也無法協調，長期被掩蓋的矛盾全面激化，本已被凍結的君合國解體進程再次開啟。接著就有了各位熟知的，別洛韋日協定，蘇聯解體，紅旗落地……后來的車臣叛亂、烏克蘭危機無非是這一進程的延續(xù)而已。當下的俄烏戰(zhàn)爭，其實是一場被生生拖成外戰(zhàn)的內戰(zhàn)。

上述緣由恐怕是蘇聯解體的關鍵原因，本質是沙俄解體的延續(xù)。蘇聯的存在，只是將原本的進程暫停了七十年，一旦協商職能失靈，解體進程再度開啟。

我們國內對于蘇聯解體的理解，有時候過于意識形態(tài)化，很多一知半解的人喜歡動輒訴諸于“理想信念喪失”這類思想層面的理由，但我們也需記住一點，世界是物質的，沒有任何國家能僅僅依靠理想信念就長期維持存在，討論問題時搞唯意志論并不一定行得通。

到了俄聯邦時期，俄羅斯人花了很大的功夫試圖重建這套政治協商機制，歷任領導人為此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和制度探索，但成果只能說聊勝于無，甚至有激進人士認為要不干脆恢復君主制、把沙皇請回來算了。新版本不好用，就用老版本，說實話這種思潮在俄國內部的受眾還不小。

放到當下，就是瓦格納和俄軍之間的矛盾長期缺乏一個有效渠道來協商解決，多種矛盾疊加，一直得不到釋放，最后只能是這一極為不堪的場面。

所以，筆者認為，瓦格納兵變，實際上是自1917年3月12日沙皇退位之后，因缺乏一套穩(wěn)固有效的政治協商機制而導致內部矛盾無法及時紓解，最終長期積壓后突然爆發(fā)的這一情況的又一例證。但俄羅斯想探索出一條適合當下國情的、穩(wěn)固有效的政治協商機制的道路，目前依然遙遙無期。

對于其他國家而言，也具有相當的警示意義。有了矛盾，就要及早解決，切不可抱有僥幸心理，諱疾忌醫(yī)，粉飾太平，導致疥癬之疾拖成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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